回到照相馆，我妈给我打来了电话。
“筱筱啊，婚庆那边问场地布置定哪个方案，你和泊远商量好了没？”
“还有亲戚那边的请帖，这周末得发下去了。”
妈妈的声音透着喜气。
我张了张嘴，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如果这时候告诉她我和程泊远分手，她和爸在老家肯定会很没面子。
犹豫过后，我决定先瞒下来。
“还在选”
我妈没听出来我情绪不太对，只顿了顿。
“是不是最近筹备婚礼太累了？”
“你让泊远多操点心，别什么都自己扛”
“我先忙了，妈。”
我匆匆挂断了电话。
手机屏幕暗下去的那一瞬间，眼泪毫无预兆地砸了下来。
我捂着脸，哭了很久很久。
哭这七年荒唐的青春，哭那个在这间暗房里一点点枯萎的自己。
哭够了，我开始整理暗房。
在最底层的柜子里，我拖出了一个落满灰尘的纸箱。
里面全是我和程泊远大学时期的底片。
那时候我们穷，买不起昂贵的数码单反，就淘二手的胶片机。
我拿起一张底片对着头顶的灯光。
画面上，是十八岁的程泊远举着相机，笑得肆意张扬。
那时候我们坐在操场的看台上，他指着远方的晚霞对我说：
“乔筱，以后我们要一起办展，一起拍遍全世界。”
“你拍我，我拍你。”
可现实是他觉得艺术养不活人，放弃了摄影，成了西装革履的风投总监。
而我，被彻底困在这间老旧的照相馆里，整整七年。
我把纸箱原封不动地推回角落。
转身，我打开购票软件，买了一张去西北的火车票。
我只背了一个双肩包，带上了外公留给我的旧相机，还有几卷没拆封的胶卷。
走到门口，我拿出手机，给程泊远发了最后一条消息：
【婚礼取消，我们完了。】
发送完毕，我拉黑删除了他。
我坐在绿皮火车的车厢里，靠在车窗上，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荒野。
脑子里一片麻木。
“哎，你也是去拍照的吗？”
对面突然传来一个清脆的声音。
我转过头。
坐在我对面的是个年轻女孩，怀里抱着一个相机包。
“我看到你也带相机了。”
她指了指我露在背包外面的肩带，自顾自地笑起来。
“我叫沈鹿，我把老板炒了，辞职去大西北拍照！”
我看着她眼里那种毫无阴霾的光，恍惚了一下。
“我以前是摄影师，开过七年照相馆。”
“同行啊！”
沈鹿是个彻底的话痨，十六个小时的车程，她硬是拉着我聊了一路。
“其实我辞职，是因为受够了那些shabi客户。”
“上周有个商业外拍，客户一进门，看见我是个女的，直接问我老板‘你们男摄影师呢？女的能扛得动机器吗？能拍出东西吗？’”
沈鹿气得咬牙切齿：
“我当时就想把三脚架砸他脸上！”
车厢摇晃着，我的记忆突然被拉回很多年前。